# STATE OF LOUISIANA v. KENNETH COLLINS (2025) — 上诉法院案件深度解析

**作者：吉祥法师**

## 案件背景与法律意义

2025年6月18日，路易斯安那州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对State of Louisiana v. Kenneth Collins一案作出判决，维持了被告肯尼斯·柯林斯（Kenneth Collins）二级谋杀罪（second degree murder）的定罪。该案件涉及2022年2月18日发生在纽奥良市班克斯街与布罗德街交叉口公交站的一起命案，受害者弗兰克·梅尔霍夫（Frank Mehrhoff）遭钝器多次击打头部致死。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包括： surveillance录像的证据效力、被告供述的自愿性、专家证人资格的争议，以及DNA证据的关联性。上诉法院最终认定，初审法院在各项程序裁定上均无错误，被告的定罪应予维持。本案对于理解路易斯安那州刑事上诉审查标准、录像证据的呈堂规则、专家证言的可采性以及精神疾病抗辩的限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案件事实与程序经过

### （一）案件起因与调查过程

2022年2月18日清晨7时55分，纽奥良市警察局接到多通911报警电话，多名报案人称在班克斯街与布罗德街交叉口的公交站发现一名看似无家可归的男子倒卧在地，身下有一滩血迹。首批到达现场的警官赖恩·舒勒（Ryne Schuler）佩戴的随身摄像头记录了现场情况。警探塔内莎·赛克斯-史密斯（Tanesha Sykes-Smith）受命担任本案首席调查员。

赛克斯-史密斯警探到达现场后发现，受害者躺在公交站长椅下方，其私人物品散落在一旁的购物车中，一条红色睡袋覆盖在受害者腿部。受害者头部后方有一道巨大裂伤，双手置于面部前方，帽子和衣物上沾染了大量血迹。初步勘查表明受害者死于头部枪伤，但法医解剖后排除了枪击的可能性，确认死因为头部多处钝器创伤。

调查人员调取了案发地点周边的多个监控摄像头录像，包括班克斯街与布罗德街交叉口的实时犯罪摄像头、街对面的宽街肉类市场（Broad Street Meat Market）内外摄像头，以及公交站后方一家商户的监控。这些录像完整记录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

### （二）监控录像揭示的关键事实

监控录像显示，2022年2月18日晚间9时52分，柯林斯沿布罗德街行走，进入宽街肉类市场后走向公交站方向。录像中清晰可见柯林斯的面部及其穿着特征：一件超大号棕褐色夹克、深色裤子、鞋子和一顶骷髅帽。柯林斯随后与公交站处的一名男子（即受害者）发生肢体冲突，之后逃离现场。

大约10时15分，柯林斯返回该区域，坐在公交站对面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前台阶上，该位置可以毫无遮挡地观察到公交站的情况。待所有行人离开后，柯林斯左右观望，走向公交站，捡起一件物品并挥动了一次。录像显示柯林斯并未与任何人搏斗或争抢物品，随后他手持一根棒球棒离开现场。

### （三）被告的逮捕与供述

赛克斯-史密斯警探从宽街肉类市场的监控录像中截取了一张柯林斯的清晰照片，制作成“注意通报”（BOLO bulletin）并分发至媒体。数日后，柯林斯的家人看到新闻后通知柯林斯，柯林斯主动联系警方要求到警局说明情况。

2022年3月11日上午8时，赛克斯-史密斯警探对柯林斯进行了讯问。讯问前，警探向柯林斯宣读了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s），柯林斯表示不需要律师。赛克斯-史密斯警探作证称，柯林斯在讯问过程中没有任何醉酒迹象，言语清晰，记忆正常。讯问持续约二十至三十分钟。

讯问初期，柯林斯坚决否认与受害者有任何暴力冲突，声称自己当晚去过市场后就回家了。当警探告知监控录像记录了他与一名无家可归男子的冲突时，柯林斯改变了说法，承认与受害者发生过争执。他声称受害者先用一根管子攻击他，他夺下管子后扔在地上便回家了。柯林斯否认自己曾用管子击打受害者，并声称自己返回公交站是为了“查看受害者的情况”。

在警探反复指出其陈述与监控录像不符后，柯林斯最终承认：“我拿起了那根管子，我打了他。”他回忆自己击打了受害者一次，部位可能是“手臂、脖子或头部”。柯林斯否认受害者当时处于躺卧状态，坚称“他站起来了，确实站起来了”。讯问结束后，警方取得搜查令，对柯林斯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件与监控录像中穿着一致的棕褐色夹克、一根沾有血迹的棒球棒、一双鞋、一副沾有疑似血迹的手套和一顶与案发时佩戴相似的头套。

### （四）审判程序

2022年6月16日，大陪审团对柯林斯提起公诉，指控其犯有二级谋杀罪。柯林斯于6月23日被传讯，作出不认罪答辩。此后，柯林斯提出多项审前动议，包括要求排除其供述的动议、排除传闻证据及证人叙述录像内容的动议，以及提出精神疾病或缺陷证据的动议。初审法院驳回了这些动议。柯林斯就精神疾病证据排除裁定申请复审令状，被上诉法院和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先后驳回。

2024年2月5日开始遴选陪审团，次日开庭审理。2月8日，陪审团一致裁定柯林斯二级谋杀罪成立。柯林斯提出的无罪判决后动议和新审判动议均被驳回。4月24日，初审法院判处柯林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缓刑或暂缓执行。柯林斯当日提出量刑复议动议，亦被驳回，随后提起本上诉。

## 二、上诉理由与法院审查

### （一）表面错误审查

根据路易斯安那州刑事诉讼法第920条，上诉法院须对所有上诉案件进行“表面错误”（errors patent）审查。所谓表面错误，是指“仅通过检查起诉文书和诉讼程序即可发现，无需审查证据”的错误。本案中，上诉法院发现案卷中缺少由大陪审团主席签署的起诉书原件。根据路易斯安那州刑事诉讼法第382(A)条，可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须经大陪审团起诉；第383条规定起诉书须在公开法庭上“提交”至地区法院。

然而，上诉法院援引先例指出，在案卷其他材料能够反映大陪审团已返回“真实起诉书”（true bill）、且大陪审团返回起诉书清单显示起诉书已由大陪审团主席签署的情况下，起诉书原件缺失属于无害错误。此外，被告未对起诉书的缺陷提出异议，也未申请撤销起诉书，视为已放弃该等异议。本案中，卷宗总表显示州政府于2022年6月16日提交了起诉书，注明为“真实起诉书”；法院笔录显示在2022年6月23日传讯时宣读了“起诉书”；案卷中的大陪审团返回起诉书清单包含对柯林斯的指控，且载有大陪审团主席的签名。据此，上诉法院认定起诉书原件缺失在案情形下属于无害错误。

### （二）供述自愿性问题

柯林斯在上诉中主张其供述非自愿作出，理由是讯问时他服用了止痛药并饮用了少量酒类。上诉法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首先，赛克斯-史密斯警探的证言明确表明，柯林斯在讯问过程中“完全没有”呈现醉酒状态，言语清晰，记忆正常，行走无障碍。其次，柯林斯是主动联系警方安排讯问的，而非被动被捕。第三，警探在讯问前已充分告知米兰达权利，柯林斯明确表示理解并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第四，一名警官在讯问期间对柯林斯独自在等候室小睡的情况作了解释，指出这是嫌疑人在长时间等待时的常见行为，既不代表醉酒，也不意味着供述并非自愿作出。上诉法院认为，综合考虑全部情况，柯林斯的供述系自愿作出，初审法院拒绝排除该供述并无错误。

### （三）专家证言与精神疾病抗辩

柯林斯于2024年1月12日通知控方其拟聘请法医病理学家莎拉·迪兰（Sarah Deland）博士作为专家证人。1月19日，州政府提出动议，要求排除精神疾病或缺陷证据。柯林斯于1月26日提交补充通知后，初审法院在同日听证后驳回了州政府的动议。需要指出的是，初审法院并未完全排除精神疾病证据，而是排除了精神疾病或缺陷作为免除刑事责任依据的适用。柯林斯随后就该项裁定申请复审令状，被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先后驳回。

在审判中，柯林斯聘请的专家证人乔纳森·艾森斯塔特（Jonathan Eisenstat）博士（法医病理学与伤害因果关系专家）作证认为，受害者的头部伤害系由“一次打击”而非“三次打击”造成。艾森斯塔特博士解释称，较大的裂伤源于直接打击，而位置较低的另外两处裂伤是颅骨骨折后由内向外切割皮肤所致。他还指出，棒球棒上的血迹量较小，若球棒在初次裂伤后再次接触受害者的头部，球棒应浸透血液。然而，在交叉询问中，艾森斯塔特博士承认他无法确切说明受害者的伤害是如何造成的，仅能就可能性提供意见。

### （四）录像证据与证人叙述

柯林斯提出动议，要求排除录像证据中的传闻内容以及证人对录像内容的叙述性证言。初审法院驳回该动议。在审判中，赛克斯-史密斯警探在播放监控录像的同时进行了叙述性说明，描述了录像中柯林斯的行动轨迹和关键事件。上诉法院认为，警探的叙述系基于其对调查过程的了解，属于对录像内容的合理说明，不构成不可采的传闻证据。录像证据本身作为实物证据具有独立于证言的可采性基础。

## 三、审判中的关键证据与证人证言

### （一）控方证据链

控方的证据链条完整且具有说服力。监控录像记录了柯林斯从进入市场到与受害者发生冲突、逃离、返回、击打受害者并携带棒球棒离开的全过程。录像还显示，当柯林斯返回公交站并击打受害者时，双方并未发生任何搏斗或争抢，柯林斯也未曾携带食物或水给受害者，这直接反驳了柯林斯“返回查看受害者”的辩解。

DNA证据进一步强化了控方的主张。路易斯安那州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DNA分析师安吉拉·马赫（Angela Maher）作证称，棒球棒上的血迹样本与受害者的DNA图谱一致；球棒手柄处的DNA样本虽无法确定来自受害者，但“不能排除”柯林斯为手柄处DNA的贡献者。

法医病理学家玛丽安娜·桑多米斯基（Marianna Sandomirsky）博士作为法医专家作证指出，受害者头部遭受了“至少三次打击”，导致多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和脑肿胀，属于“无法存活的伤害”。这些伤害分布在头部后方左侧，并延伸至右侧。

此外，柯林斯被逮捕当天拨打的监狱电话录音也被作为证据播放。在电话中，柯林斯称受害者不是其朋友或“伙伴”，而是使用了贬损性称呼，并称“我应该待在家里”、“是魔鬼让我回去的”、“是我自己造成的”。

### （二）辩方辩护策略

柯林斯的辩护主要围绕正当防卫展开。他作证称与受害者相识多年，二人均为无家可归者，曾一起饮酒和玩跳棋。案发当晚，受害者未认出他，并用一根管子击打其手臂致其流血。柯林斯声称他在受害者再次挥舞管子时夺下球棒并挥动，试图击落管子，却打中了受害者。

服刑期间的监狱电话记录与柯林斯的庭上证言形成矛盾。在电话中，他称受害者曾要求其“滚开”，并坚称自己“试图帮助”受害者。但监控录像显示，柯林斯在第二次走近公交站时，受害者并未进行任何攻击性动作。

辩方还传唤了犯罪现场勘查人员考特尼·赫伯特（Courtney Hebert）作证，她制作了现场草图，标注了“地面可能存在的血迹”。纽奥良警察局警佐威利·詹金斯（Willie Jenkins）作证称，他在现场注意到距离公交站长椅数英尺外有貌似血迹的液滴，但这些液滴“看起来属于事件的一部分，但不像来自受害者”。他承认不确定这些液滴是否为血迹，也不了解是否采集了样本。

### （三）初审法院的裁定

初审法院在审判中作出的关键裁定包括：驳回排除供述的动议、驳回排除录像证据中传闻和叙述内容的动议、驳回排除精神疾病证据的动议（仅排除了将精神疾病或缺陷作为免除刑事责任依据的适用）。在量刑阶段，初审法院听取了柯林斯家属的证词后，判处法定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 四、上诉法院的裁判理由

上诉法院由法官拉切尔·D·约翰逊（Rachael D. Johnson）、凯伦·K·赫尔曼（Karen K. Herman）和纳基沙·欧文-诺特（Nakisha Ervin-Knott）组成合议庭。法院确认了初审法院的全部裁定，具体理由如下：

关于起诉书签名缺失的问题，法院认为这属于无害错误，因为案卷中的大陪审团返回起诉书清单已注明“真实起诉书”且包含大陪审团主席的签名，法院笔录亦显示起诉书已在传讯时宣读。更为关键的是，柯林斯未对起诉书的任何缺陷提出异议或申请撤销起诉书，其异议视为放弃。

关于供述的自愿性，法院综合考量了讯问时的全部情况，包括柯林斯的主动配合、警探的说明、柯林斯在讯问时的状态等。法院认为柯林斯关于服用止痛药和饮酒的陈述不足以使其供述失去自愿性。

关于录像证据和证人叙述，法院认为警探的叙述系对调查发现和录像内容的合理说明，不构成不可采的传闻。关于精神疾病证据，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并未完全排除该证据，而是正确地将精神疾病或缺陷限制在量刑阶段予以考虑。

## 五、案件评析与法律启示

### （一）对执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本案凸显了监控录像在刑事侦查中的关键作用。案发地点的多角度监控摄像头完整记录了事件经过，为侦查人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赛克斯-史密斯警探利用市场监控录像中的清晰图像制作BOLO通报，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说明了在侦查初期快速调取和分析监控录像的重要性。

同时，本案也提醒执法人员在收集现场证据时应当更加全面。例如，赛克斯-史密斯警探在交叉询问中承认，她未将受害者血液样本送交犯罪实验室进行DNA检测，也未对受害者购物车中的物品进行清点保存。这些疏漏虽未影响定罪，但为辩方提供了攻击证据链完整性的突破口。

### （二）对刑事辩护的启示

本案中辩方的核心策略是正当防卫，但监控录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辩护的成立基础。录像清楚地显示，当柯林斯第二次走向公交站时，受害者并未进行任何攻击性行为。柯林斯声称的“用球棒击打管子”的说法亦无录像佐证。辩护策略在录像证据面前显得尤为脆弱，这提示刑事辩护律师在制定辩护策略时，必须首先充分考虑客观证据的制约作用。

### （三）上诉审程序的法律要点

本案澄清了路易斯安那州刑事上诉程序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起诉书原件缺失在上诉审中须结合案卷整体情况加以判断，若相关材料能够印证起诉书的真实性，则该缺失不影响定罪。其次，供述自愿性的判断须综合讯问时的具体情况，嫌疑人的主观陈述不能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依据。第三，录像证据在审判中可由证人进行叙述性说明，此类说明不构成不可采的传闻。

## 结语

State of Louisiana v. Kenneth Collins一案的判决展示了上诉法院在审查刑事定罪时的一贯立场。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证据、DNA证据和被告的多次承认，上诉法院确认了初审法院的各项裁定，维持了二级谋杀罪的定罪。该案的判决对于理解路易斯安那州刑事上诉审查标准、录像证据的呈堂规则、专家证言的可采性以及精神疾病抗辩的限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柯林斯在审判中试图以正当防卫为由开脱罪责，但客观证据表明，他在冲突结束逃离现场后又重新返回，在受害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实施了致命打击，其行为完全符合二级谋杀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