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平等与非正规经济：金融科技的调节作用

## 作者：吉祥法师

## 一、引言：全球性挑战的双重困境

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与经济难题。这一问题不仅加剧了经济与社会排斥，更深层次地侵蚀着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非正规经济的普遍存在往往与居高不下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紧密交织，构成了一幅复杂而棘手的发展图景。

非正规经济，通常也被称为影子经济或地下经济，指的是那些未被政府正式监管、记录或征税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体在非洲等地区尤为突出，它们既是数百万人生存的最后依靠，也是政策制定者眼中难以驯服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金融科技（Fintech）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它被寄予厚望，认为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普惠性来缓解收入不平等。然而，金融科技的实际效应并非如此简单直接——它既可能成为缩小差距的工具，也可能因技能和获取渠道的不平等而进一步加剧分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针对18个非洲国家、横跨2012年至2022年的实证研究，系统性地考察了非正规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并深入剖析了金融科技在这一关系中所扮演的调节角色。研究结果显示，非正规经济并非如传统认知所言必然加剧不平等，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经济缓冲带。更为关键的是，金融科技作为调节变量，展示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潜力——但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精准且审慎的治理智慧。

## 二、非正规经济与收入不平等：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 2.1 非正规经济的定义与特征

非正规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基思·哈特于1973年在对加纳城市就业的研究中系统提出。此后，这一概念经历了不断演化与丰富。从狭义上看，非正规经济包括所有未在官方统计中记录、未受到劳动法规保护、未被纳入税收体系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具有规模小、准入低、灵活性强的特征，广泛存在于零售贸易、小型制造、运输服务和家政服务等领域。

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的报告，非正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占据显著比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往往超过60%，甚至在某些国家高达80%以上。这些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通常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低技能劳动者、女性、农村人口和青年群体。他们虽然身处正式制度的边缘，却构成了经济体中最具韧性和适应力的微观单元。

### 2.2 非正规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缓冲效应

传统观点认为，非正规经济是避税、逃税和福利损失的主要来源，它削弱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从而加剧了收入差距。然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在非洲样本国家中，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扩大在特定条件下与更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联。换言之，非正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缓冲器”的角色，为那些被正式经济排斥在外的边缘化群体提供了替代性的谋生机会。

这种现象可以从几个维度加以理解。首先，对于缺乏正规就业机会的社会群体而言，非正规经济是生存的最后安全网。当正式劳动力市场无法吸纳全部劳动力时，非正规部门能够以极低的准入门槛吸收剩余劳动力，缓解失业带来的收入骤减。其次，非正规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往往比正式经济更加均等。虽然非正规就业者的绝对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但由于缺乏极高收入群体的存在，整体的基尼系数往往低于正式部门。第三，非正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地方经济的循环——小商贩、街头摊贩和家庭作坊构成了社区经济的毛细血管系统，避免了收入过度向少数精英集中。

这一发现与戴维、迪亚洛和尼尔森（2023）关于非洲非正规性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呼应。他们指出，在非洲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下，非正规经济的扩张并不必然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可能通过提供就业缓冲和收入补充，展现出一种“非正规的公平”现象。这种缓冲效应的存在，要求政策制定者以更加审慎和现实的态度看待非正规经济，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必须彻底清除的“痼疾”。

### 2.3 非正规经济的结构性弊端

然而，非正规经济的缓冲效应并非没有代价。在肯定其短期缓冲功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长期结构性弊端。非正规经济的劳动者通常缺乏正式的社会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也缺乏劳动法律的基本保护。他们面临着更长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劳动报酬以及更高的工作不稳定性。更为严重的是，非正规经济中普遍存在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性别工资差距在非正规部门中尤为突出。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非正规经济的持续扩张会侵蚀税基，削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当大量经济活动游离于税收体系之外，政府可动用的财政资源就会显著减少，这反过来又会削弱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力，形成一种“低税收——低服务——更多非正式活动”的恶性循环。此外，非正规经济的存在也会扭曲竞争环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对正规企业形成不正当竞争压力。

## 三、金融科技：双刃剑的两面

### 3.1 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的鸿沟

金融科技，简言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创新和优化金融服务的一切新兴业态。包括移动支付、数字信贷、众筹融资、智能投顾和区块链金融等。金融科技的核心承诺在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息透明度和拓展服务触达范围，解决传统金融服务中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从而将以往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群体纳入进来。

在非洲，金融科技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以肯尼亚的M-Pesa为代表，移动支付服务已经深入到最偏远的乡村。截至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超过5亿移动支付账户，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这些数字表明，金融科技确实在金融普惠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那些传统上无法获得银行账户的小农户、街头商贩和家庭手工业者，如今可以通过手机完成汇款、储蓄、借贷和保险等基本金融操作。

### 3.2 金融科技加剧不平等的机制

尽管如此，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揭示了一个令人警惕的现象：在未引入非正规经济作为调节因素的条件下，金融科技的普及最初竟然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相关联。这一现象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了金融科技的结构性局限。

第一，数字鸿沟问题。金融科技的普及高度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素养。在非洲许多国家，尽管手机渗透率迅速提升，但智能手机拥有率、网络覆盖特别是高速数据流量、以及基本的数字金融知识仍然严重不均衡。富裕群体、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比贫困人口、农村居民和低技能劳动者更容易获取和使用金融科技服务。这种“技能鸿沟”和“获取鸿沟”导致金融科技的收益更多地流向那些原本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

第二，金融知识的分布不均。金融科技产品虽然降低了物理空间的阻碍，但对使用者仍然有一定的金融素养要求。理解虚拟账户的运作逻辑、评估数字信贷的风险、识别网络诈骗等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松掌握的能力。缺乏金融基础知识的人群可能在使用金融科技时遭遇损失，甚至陷入债务陷阱，从而加剧原本就存在的收入不平等。

第三，金融科技的“精英俘获”现象。在一些国家，金融科技企业推出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并未真正面向底层大众，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富裕客户和优质信用群体。例如，移动支付平台在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往往会优先提供高净值客户的理财和信贷服务，而普通用户只能使用最基本的转账和支付功能。这种市场导向的逐利逻辑使得金融科技在客观上强化了已有的财富差距。

### 3.3 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

然而，当金融科技作为调节变量作用于非正规经济—收入不平等这一关系时，情况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在非正规经济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环境中，金融科技的普及反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这一调节效应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金融科技为非正规经济活动提供了超越传统现金交易的支付和结算工具。在非正规经济中，大量交易以现金形式完成，这不仅限制了商业规模的扩张，也为盗窃、欺诈等风险敞开了大门。移动支付和数字钱包的应用使得非正规交易更加安全、便捷和可追溯。小商贩可以接受来自异地的付款，降低了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

第二，金融科技提升了非正规经济参与者的储蓄和投资能力。通过手机话费充值、小额自动储蓄、零钱理财等功能，原本只能将每日收入藏在枕头下的街头小贩，能够积攒起用于购买工具、增加存货或渡过难关的应急资金。这种低门槛的储蓄机制对于边缘化群体的资本积累和风险抵抗能力至关重要。

第三，金融科技拓展了非正规经济主体的信贷获取渠道。传统银行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物、稳定的收入证明或正式企业登记文件，而这些恰恰是非正规经济参与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数字信贷产品大量采用替代性数据——如通话记录、移动支付流水、社交媒体行为——来评估借款人信用，从而使无银行记录的人群也能够获得小额贷款，用于改善生计和扩大生意规模。

第四，金融科技通过数据记录为非正规经济活动走向“半正规化”创造了条件。尽管这些经济活动并未纳入正式税收和劳动监管体系，但数字化的交易记录开始让政府和经济监管者对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和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改善为未来设计针对性的包容性政策提供了数据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并非自动实现的，它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实施条件。只有当金融科技普及率足够高、数字基础设施足够完善、金融教育足够普及的情况下，这种调节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否则，金融科技可能沦为少数人谋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进一步拉大社会差距。

##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来自非洲的18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涵盖2012年至2022年。这一十年期正好跨越了非洲金融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黄金期，也为探究非正规经济演变和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时变信息。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影子经济的测算数据库、世界银行关于收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衡量）的统计指标、以及相关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等。非正规经济的规模估算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多指标多因素方法，这一方法通过评估电力消费、货币需求、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GDP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来推断影子经济的相对大小。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则采用了世界银行发布的金融普惠调查数据与各国中央银行的数字金融服务统计。

### 4.2 模型设定

为处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如收入不平等可能反过来影响非正规经济规模，资源分配不均也可能决定金融科技的普及程度——本研究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的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这一方法通过使用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能够有效缓解变量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问题，从而得到更加稳健和无偏的估计结果。

模型构建上，研究设定了三个主要检验层级：第一层直接检验非正规经济规模对收入不平等的纯粹影响；第二层纳入金融科技作为独立变量，检验其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效应；第三层引入非正规经济与金融科技的交互项，检验金融科技对非正规经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调节作用。

### 4.3 主要控制变量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模型还控制了多个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以捕捉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水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占GDP比重；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比重，用以衡量财政再分配力度；以及制度质量指数，涵盖法治水平、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等维度。

这些控制变量的引入极大提高了模型的说明力，避免了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误。同时，通过对不同控制变量组合下的模型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 五、主要发现：冲击与启示

### 5.1 实证结果总结

研究的关键发现可以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结论：

第一，非正规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在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境下，非正规经济的扩张并未如传统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加剧收入差距，反而与更低水平的基尼系数相关联。这表明，当正式经济吸纳能力不足时，非正规经济作为就业兜底和收入补充机制，展现出了缓解贫困人口困境的积极作用。对于最贫困的40%人口而言，非正规经济是他们脱离赤贫状态的最主要途径。

第二，金融科技的独立影响表现为促发初期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通常是因为金融科技普及早期阶段的受益者主要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较为富足的社会群体，导致技术红利具有不均衡分配的特征。在农村地区，初期的移动支付覆盖率往往集中在集市和主要道路周边，而真正最偏远的贫困社区反而滞后，形成了“覆盖但不普惠”的尴尬局面。

第三，金融科技对非正规经济—收入不平等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当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时，金融科技的普及反而有助于提升非正规部门参与者的经济活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积累储蓄、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在整体上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证估计表明，这一调节效应的置信水平高达99%，具有极高统计显著性。

###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启示：

第一，非正规经济不应被视为一项需要彻底消灭的“国家癌症”。在正式经济尚不发达、正式就业创造不足的条件下，强行推动非正规经济的全面正规化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大量从业者失业并陷入深度贫困。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去认识、规范、赋能非正规经济活动，在保持其灵活性和包容性的同时，逐步改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护。渐进式的正规化路径——通过税务激励、简化注册程序和社会保护阶梯化——比激进式的清除政策更具可行性。

第二，金融科技政策必须与包容性发展目标紧密衔接。单纯关注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和移动支付总交易额的线性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社会公平的增进。政策设计需要配套推进数字素养普及、降低智能手机和网络的获取成本、加密私钥的保护，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应当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开发适合低收入群体需求的产品，例如小额保险、零起点的储蓄计划和灵活还款周期的微贷产品，而非一味追求规模扩张和利润率。

第三，结构性改革应当在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架设桥梁。金融科技只是“工具”，真正的改革目标在于消除非正规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根源。这包括简化正式企业的注册流程、降低运营税负、强化劳动技能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只有通过一系列系统的制度安排，才能让更多非正规经济活动逐步向正规化迈进，并最终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

第四，金融科技的监管应当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过度严格的监管会扼杀创新，阻碍金融科技红利向基层群体的渗透；而过度的放任则可能滋生非法金融活动、数据滥用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理想监管框架应当是发展导向和风险包容的动态监管——以试点项目和小规模沙盒测试为基础，边探索、边评估、边调整的方向推进。

### 5.3 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本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的实证证据，但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化之处。首先，本研究覆盖的18个非洲国家样本虽然具有区域性代表性，但若能将样本拓展至其他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将有助于检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其次，非正规经济的内部存在高度的异质性——街道小贩、家庭手工业者、无证工厂的临时工以及逃避税款的承建商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约束截然不同，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更细颗粒度的微观数据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细分研究。再次，政治动力——如选举周期、政商关系和政权更迭——以及劳动市场政策——如最低工资规定、集体谈判覆盖率和失业救济条款——对收入不平等和非正规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潜力巨大，值得未来深入探索。最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和产业结构的冲击不断深化，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在非正规经济和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将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意义的课题。

## 六、结语

收入不平等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加上金融科技的调节作用，构成了一个具有深刻政策含义的研究场域。对于非洲各国政府而言，非正规经济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政治合法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战略性问题。本研究的核心结论——非正规经济在部分条件下可以成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缓冲机制，而金融科技则可以在兼具调节功能的条件下进一步缩小差距——为那些正在寻求“中间道路”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实证依据。

在全球多数经济体进入低速增长和不确定性攀升的当下，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和金融科技的运用，不应再是“要么全盘清除、要么放任自流”的二元对立思维。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承认非正规经济存在的事实并理解其社会功能，同时通过精准的政策干预——特别是以金融科技作为桥梁——引导非正规经济逐步走向更好的劳动保护、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个深刻不平等和不稳定的世界中，找到通往更加包容、可持续和公正未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