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提法在中日两国的流传

**作者：吉祥法师**

准提法是汉传佛教与日本佛教中一项重要且具有特色的修行法门。其核心信仰对象为准提菩萨（亦称准胝观音、准提佛母、尊那佛母），是密教体系中的一位重要本尊。这一法门自印度传入中土后，经历了两国不同的文化土壤与信仰生态的洗礼，演变出风格迥异的修持体系与传承脉络。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准提法在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流传、核心文献、修持特色及其文化意义。

## 一、中国历史上的准提法

### （一）准提咒的初传

许多人普遍认为，准提法是由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所传入中国的。然而，根据现存文献考证，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约一百余年，准提咒便已译为汉语。北周时期来华的译经师阇那崛多，在其所译的《种种杂咒经》（收录于《大正藏》第21册）中，便录有〈七俱胝佛神咒〉，这正是现代佛教徒耳熟能详的准提咒。此外，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在其所译的《咒五首》（收录于《大正藏》第20册）中，也收录了名为〈七俱胝佛咒〉的准提咒。这充分说明，准提咒的传入历史远比一般认知更为久远。

### （二）准提法的正式传入

值得注意的是，阇那崛多与玄奘所译的仅是准提咒本身，并未涉及修持此咒的具体方法或仪轨。直到唐高宗时期的地婆诃罗与开元三大士来华，准提法的完整修持仪轨才得以系统性地传入中土。其中，地婆诃罗所译的仪轨尚显简略，而至不空与金刚智的译本出现后，中国才拥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持仪轨。因此，严格来说，准提法在中国的正式形成，应以开元三大士来华为标志。

### （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划时代意义

自开元三大士译出准提法的完整仪轨之后的三百多年间，文献中鲜有依照这些仪轨修法、传法的明确记载。直至辽道宗时期（1055-1100年），五台山金河寺的道㲀撰写出《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中国的准提法传承才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转变。

道㲀法师在这部著作中创发了一套全新的修法仪轨，其中加入了法界真言、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与一字大轮咒等真言，这些内容是开元三大士所译仪轨中所未见的。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书中大力宣扬华严思想，倡导“显密圆融”的修行理念。这与开元三大士纯粹站在密教立场的修持角度截然不同。

从文化移转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将开元三大士所译诸本视为“印度式的准提法”，而道㲀所创研的仪轨则可称之为“中国式的准提法”。依据现存文献与后世实践来看，自道㲀之后直至今日的中国佛教徒中，依据《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修持准提法的人数，远多于依据开元三大士译本者。这一现象，完全可以视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又一有力例证。

关于道㲀其人及其著作的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或说唐代，或说宋代、元代。对其法号，也常被误记为“道殿”或“道㲀”。经过考证，结论如下：道㲀确为辽道宗时期之人，字法幢，俗姓杜，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其法号在《碛砂藏》中写作“道㲀”，在《嘉兴藏》中写作“道㲀”，推测“㲀”字乃“㲀”字的行书体。至于“道殿”实为误写。这一事例提醒后人，取法号或名字时，应慎用生僻字，并最好在著作中注明年代，以免造成传承上的混淆。

### （四）明清两代的准提法流变

自《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问世后，中国佛教界修持准提法者多受其影响。有人依其仪轨起修，有人沿袭“显密圆融”路线略作调整。而像开元三大士所译仪轨那样全依密教立场修习的情形反而少见。究其原因，当与修习者多为显教信徒而非密教行者有关。

明清两代修习准提法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全面依循《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严格按其仪轨进行修持。
2. **以《心要集》为核心，小幅调整**：如明代谢于教所辑《准提净业》，在道㲀仪轨基础上加上持诵净土系经咒，导归西方净土，体现了净土思想的融合。
3. **新编仪轨**：如明代夏道人辑《佛母准提焚修悉地忏悔玄文》，通过唱颂偈赞引导修行者进入忏悔情境，形成“准提忏法”。清代受登的《准提三昧行法》则依天台宗的修持方式，为准提修持法进行了系统整理。清代弘赞的《持诵准提真言法要》直接取材于开元三大士译本，新编持诵仪轨，其中所诵真言与《心要集》颇不相同，例如改用“无能胜咒”代替“文殊一字咒”，并删除六字大明咒与一字大轮咒，显示了其对道㲀仪轨部分组合的异议。

### （五）准提法在现代汉传佛教中的地位

在现代汉传佛教界，准提法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广为流行的“十小咒”中，〈准提神咒〉位列第四。此外，在汉传佛教徒排定的“诸佛菩萨诞辰及纪念日”中，共列有十二位佛、菩萨、祖师，准提菩萨即在其列，其圣诞为农历三月十六日。这十二位被尊崇的对象包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准提菩萨**、大势至菩萨、韦驮护法与达摩祖师。由此可见，准提菩萨在现代汉传佛教徒心目中地位崇高，并不陌生。

更有趣的是，寺院大众在用斋完毕后所念的〈结斋咒〉，正是准提咒。为何选用准提咒作为结斋之用，虽令人百思不解，但客观上却极大地推广了准提咒的流传。在修法方面，台湾佛教界以持诵准提咒为法门的修行者亦大有人在。例如，南怀瑾先生创办的十方禅林，在首愚法师住持后，即以弘扬《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系的准提法而著称。社子的总持寺也因普方上师的提倡而颇有影响。台北县新庄市甚至建有“准提寺”。整体而言，准提法在现代汉传佛教界，尤其在台湾，呈现出日益兴盛的趋势。

## 二、日本所传的准提法

### （一）历史传承与地位

与中国类似，准提信仰在日本佛教中也非主流，其崇拜风气不如释迦、弥陀、药师、大日诸佛，也不及地藏、文殊、观音、虚空藏诸菩萨。在观音信仰体系中，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与千手千眼观音的信仰在日本更为兴盛。然而，若聚焦于日本密教（东密、台密与修验道），则会发现修持准提法的行者大有人在。

九世纪时开创京都醍醐寺的圣宝（理源大师）是日本准提法传承史上的关键人物。圣宝也是修验道当山派的祖师。他曾为皇室后嗣继承之事修持准提法，相传朱雀、村上二位天皇的诞生即与其修法有关。圣宝开创的醍醐寺内设有“准胝堂”供奉准提菩萨。直至现代，日本仍有人修习准提法，新兴宗教阿含宗的创始人桐山靖雄即为其一，他声称自己的生命是准提菩萨所拯救。1954年，他在横滨创设的“观音慈惠会”，也是以准胝观音为本尊的信仰团体。

### （二）核心文献

日本的准提法相关记载几乎都收录于密教各派的“事相门”典籍之中。这类典籍记录修持各种密法的经验传承，准提法为其之一。这些文献可在《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书》、《日本大藏经》中找到。以《大正藏》续藏与图像部为例，收录准提法资料的典籍包括：属于台密（天台宗密教）的《三昧流口传集》、《总持抄》、《阿娑缚抄》等；属于东密（真言宗密教）的《觉禅钞》、《要尊道场观》、《薄草子口决》、《秘钞问答》、《别尊杂记》、《五十卷钞》、《秘钞口决》、《三宝院流洞泉相承口诀》、《白宝口抄》等。

在这些日本资料中，“准胝”与“准提”二词并用，但以“准胝”更为常见。文献内容类似行者的修法备忘录，综合包括：典据（主要为开元三大士所译经轨）、准提佛母的部类归属（佛部或观音部）、修法所需法具与供品、咒语、种字、手印、本尊密号、观想法、图像绘制法、坛场布置、法事次第、功能及真言念诵法等。

### （三）与中国准提法的核心差异

日本准提法具有鲜明的密教特质，与中国自辽代以降的修法传统存在根本性差异，具体表现如下：

1. **传承来源不同**：日本准提法严格源自开元三大士的译本，而与中国辽代道㲀《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所开创的修法体系全然异趣。

2. **修持群体不同**：日本的准提法传承主要存留在密教（东密与台密）内部，由密教行者传承。而中国自辽代以降，修准提法者多为显教佛徒，呈现出“显密合修”的特色。这一点是两国的核心分野。

3. **仪轨形态不同**：由于日本传承严守密教规矩，因此并未发展出像中国“准提忏法”一类带有浓厚显教色彩、强调唱颂与忏仪的仪轨。中国的准提法仪轨，如明代谢于教的《准提净业》和清代的忏法，都体现了对净土宗和天台宗等显教思想的融合，使其更为汉传佛教僧俗所接受。

4. **对本尊部类的关注不同**：日本修法者极为重视准提佛母的“部类归属”问题，即应属于“观音部”还是“佛部”。东密小野流认为应属观音部，广泽流则认为应属佛部。这一争论在中国佛教徒中几乎不曾被关注。

5. **观想与真言的差异**：在观想方面，日本准提法主要观想本尊的种子字“Bu”，而不观想《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强调的“La”字。在真言方面，中国的《心要集》所提倡的“净法界真言”、“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等，均不在日本人的准提法仪轨之中。反倒是《觉禅钞》等典籍的散念诵中，包含有“一字金轮咒”，此咒与《心要集》中提倡的“大轮一字咒”相类。

## 结语

准提法在中日两国的流传,是佛教在地化的一个鲜活标本。它从印度出发，历经千年，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演化出风格迥异的修持体系。中国侧重于“显密圆融”，将其改造为一种更契合显教信徒修持的法门，并衍生出忏法、净土导归等多种形式；而日本则坚守密教内核，在事相传承上精益求精，严谨地保存了密教准提法的本来面目。两者虽同源而异流，却共同丰富与拓展了准提法这一佛教法门的广度与深度，为后世修行者提供了多元的实践路径与智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