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与准提信仰：佛教中国化的一部典范之作

作者：吉祥法师

## 一、前言

在《大正藏》第四十六册（编号1955）中，收录了一部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以下简称《显密圆通》）。这部书的作者是“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厄+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提到的“五台山”并非通常所指的山西五台山，而是位于河北蔚县的小五台山，这一点在1995年《文物》杂志所载的《河北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调查记》一文中已有明确考证。

《显密圆通》一书所提倡的准提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界对准提菩萨的信仰。自该书问世以来，历经元、明、清诸朝代，准提信仰绵延不绝，直至今日仍在中国佛教徒中广泛流传。在台湾地区，修习准提法的信众也大多沿用该书所制定的仪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意义不容轻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 二、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考辨

### （一）作者名号的争议

关于《显密圆通》一书的作者名称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大正藏》所载为“元·道[厄+殳]”
2. 新文丰版《碛砂藏》目次标注为“唐·道[厄+殳]”
3. 《佛教大藏经总目录、索引》记录为“宋·道殿”
4. 《阅藏知津》（卷四二）记载为“宋·北辽金河寺沙门释道[厄+殳]”
5. 新文丰版《卍正藏经》第七十册中，目录作“道殿”，索引作“道[厄+殳]”
6. 吕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标注为“辽·道[辰+殳]撰·应历八（九五八）”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此书作者的名称及年代的确是众说纷纭。经考证，在现存各种版本中，最为古老的《碛砂藏》所载的是“道[厄+殳]”。由于“[厄+殳]”字在各种字典中都无从查考，而其偏旁“厄”的写法与“辰”的草书极为接近，因此在后来的出版过程中，有人将其误写为“道[辰+殳]”，更有个别版本讹作“道殿”。

笔者的推测是，作者的法号很可能是“道[辰+殳]”，由于作者手稿书写的是草书或行书体，后人在刻书时只能依样仿刻，从而形成了一个多数人都不认识的生僻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作者确实以“道[厄+殳]”二字为法号的可能性，只是使用一个字典中查不到的僻字作为名字，其概率终究较低。

### （二）成书年代的确定

关于作者的年代问题，目前已可确定其所属朝代是辽代，具体的创作时间是辽道宗时期。在《显密圆通》卷下的末跋语中有这样一段关键文字：“今居末法，得值天佑皇帝菩萨国王，率土之内流通二教。”根据《辽史》（卷二十一）《道宗本纪》的记载，辽道宗在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十一月，被文武百官上尊号为“天祐皇帝”。由于“佑”与“祐”二字相通，因此《显密圆通》书中的“天佑皇帝”当即“天祐皇帝”。而辽道宗逝世于公元1101年，由此可以推断，《显密圆通》一书的撰写时间应介于公元1056年至1101年之间。

此外，在《显密圆通》卷首还有陈觉所作的序文。陈觉的官衔中包括“宣政殿学士”等职务。根据《辽史》（卷二十二）《道宗本纪》的记载：“宋主曙殂，子顼嗣位，遣使告哀。即遣……翰林学士陈觉等吊祭。”这一史料进一步证实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综合“天佑皇帝”与“陈觉”这两项史料证据，完全可以确定《显密圆通》一书是作者在辽道宗时期所撰。这一发现应归功于吕澄先生，他在《契丹大藏经略考》一文中即指出了“天祐皇帝”即是辽道宗这一关键信息。不过，吕先生在其编著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又将作者署名为“道[辰+殳]”，显示出他对此问题尚未进行最终定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吕先生在该目录中标注的成书年代为“应历八年（公元958年）”，这一时间与“天佑皇帝”的出现年代明显不符，因为天佑皇帝的尊号始于公元1056年。

### （三）作者生平事迹

关于本书作者的生平，可以从卷首陈觉的序文和卷末弟子性嘉的《后序》中窥见一二。综合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主要事迹：

道[辰+殳]（或道[厄+殳]），字法幢，俗姓杜，山西云中（今大同）人。他自幼研习儒家和佛家经典，出家后持戒严谨，精研佛教典籍。在显教方面，他擅长华严宗学说；在密教方面，则对准提等法门极为熟稔。由于其修行方向提倡显密兼修，陈觉在序文中尊称他为“显密圆通法师”。他一生著述除本书外，未见有其他著作流传于世，其弟子以性嘉等人较为知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各种版本的《显密圆通》卷末，都附有其门人性嘉的《后序》。根据《后序》中“今我亲教和尚讳道[辰+殳]([厄+殳])”的表述，可以推知性嘉撰写此序之时，其师仍然健在。

然而，在《后序》文末出现的“管主八缘幸，释流庆逢圣世。声教炽焰，佛法莫盛于当今。……敬镌刻于斯文，俾流通而入藏”一段文字，则容易引起混淆。管主八是元代著名的僧侣，曾任松江府僧录，一生刻印了大量佛典。《显密圆通》一书最终得以被收入元代补刊的《碛砂藏》，正是由管主八倡议推动的。其后，该书能够在明代的《南藏》、《北藏》、《嘉兴藏》以及清代的《龙藏》中持续入藏，可以说最初归功于管主八将其收入《碛砂藏》的奠基之功。

然而，管主八的活动年代是十四世纪初（元代大德年间），距离性嘉撰写《后序》的时代已经迟了二百余年。由此可见，自“管主八缘幸”之后的文字，当是管主八在元代的刻经题记，并非性嘉《后序》的原文。近代学者蔡运辰在其《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中即已提及，管主八在刊印《显密圆通》时“有自跋”。遗憾的是，现代出版佛典者大多未加留意，依然将管主八的题记与性嘉的《后序》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在此予以澄清。

## 三、内容架构与核心要义

《显密圆通》一书共分上下两卷，内设四门：显教心要、密教心要、显密双辨、庆遇述怀。卷末附有“供佛利生仪”一篇。全书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理论体系完整。

### （一）显教心要：华严宗学的修行路径

在显教诸经中，作者最为推崇《华严经》。他依据《华严经》提出了“初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性海”的修持次第。具体而言，他主张修行者首先必须体认“无尽法界是自身心，于中本具帝网无尽色心功德，与毗卢遮那身心齐等”。这一体认意味着修行者需要深刻领悟，自己的内在真心从根本上即是毗卢遮那法界本身，显教法门修持的心要就在于此。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性的体认作为基础，即使历经多劫的修行，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的自我消耗而已。

在领悟自身真心本具无尽功德的境界之后，修行者才能开始进修普贤行海。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出了五种观法作为显教修持的具体法门，这五种观法依次为：诸法如梦幻观、一切法如阳焰观、诸法如影观、诸法如化观，以及无障碍法界观。这一完整的观法体系，为修行者提供了从入门到成就的具体次第。

### （二）密教心要：准提法仪轨的核心论述

作者认为，显教和密教各自拥有其圆宗。华严宗的贤首法藏以《华严经》为圆教，此为“显圆”（显教的圆宗）；而作者依据《神变疏钞》等经典判定陀罗尼教为圆教，此为“密圆”（密教的圆宗）。

在这一节中，作者提出的密教心要正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也就是他所创编的准提咒修持法。这套修法包含了多种真言及相应的修习方法：首先是净法界真言，用于净化修法环境；其次是护身真言，用于保护修行者自身；接着是六字大明咒，这是观音菩萨的心咒；然后是在此基础上修持准提咒，这是全书的核心修法；最后是大轮一字咒，用于收摄一切能量。这套修法同时还涵盖了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出世间等五种特殊修法，形成了一部相当完整的修法仪轨与理论说明体系。

### （三）显密双辨：理论融合的修行原则

作者在这一节中明确表述自己的修行态度是“心尚显密双修”。他认为“双依显密二宗修者，上上根也”。为了加强其理论依据，他引用了《华严经字轮仪轨》中的经文：“夫欲顿入一乘，修习毗卢遮那法身观者，应先发起普贤行愿。复以三密加持身心，则能悟入文殊师利大智慧海。”

除了大力倡导显密双修的理论之外，作者还在本节中详述了密咒的十项功德。由于准提咒总摄诸部密咒的精华，因此这十项功德在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准提咒的功德。这十门功德包括：护持国王安乐人民、除灭罪障远离鬼神、除身心病增长福慧、是诸佛母教行本源、四众易修金刚守护、令凡同佛如来归命、具自他力现成菩提、诸佛如来尚乃求学等。每一项功德都有明确的经典依据和修行实践支持。

### （四）庆遇述怀：全书的总结与升华

这是一篇篇幅较短的文字，相当于作者为本书所作的结语和后序。在这一节中，作者为全书作了精炼的总结，重新强调了“华严一经最尊最妙”的显教立场，以及“准提一咒最灵最胜”的密教主张。这种一以贯之的坚定态度，展现了他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充分自信和对修行路径的清晰把握。

### （五）供佛利生仪：实用的修行辅助

这是全书的附录，也是作者为“上供三宝”这一日常修行活动所编撰的实用仪轨。这套仪轨包含了普礼真言、净法界真言、变食真言、出生供养真言、甘露咒等多种真言，可谓内容详尽。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末明确表示：“上来供佛利生诸真言等，若不能都各诵持书写得，皆用准提真言亦得。”这一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准提咒的高度重视，认为准提咒可以总括一切真言的功用。

## 四、思想特色与学术价值

《显密圆通》一书的篇幅虽然仅有上下两卷，但作者的思维特色和学术价值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 （一）学理与修行技巧的并重

“解行并重”本是印度佛教所标示的根本信仰原则，但在历史的实际发展中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理想。以中国佛教史上的各个宗派为例，有些宗派虽然建构了极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次第；有些宗派虽然整理出了若干修持方法，却罕见有人真正依之进行系统的修习。唯识宗、三论宗等宗派的衰微，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显密圆通》一书“强调修行”的意向是极为鲜明的。但在提出显密二教的具体修持方法之时，作者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与之相关的华严义学理趣与密教基本原理。一部篇幅仅有二卷的著作能够如此清晰、扼要地将解行二门的相关理趣揭示出来，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这部书的一大优点。

以准提法的唐代译本为例，这些来自印度的准提法佛典对准提咒的修法及效用虽然多有所描述，但对于密咒本身的根本理趣却几乎未曾提及。如果修行者仅仅依据这些译本进行修持，就势必难以理解密教修持的基本学理。而《显密圆通》一书恰好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说明，为修行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 （二）提倡显密双修而有所抉择

“显密双修”不仅是作者本人所奉行的修行方向，也是他在这部著作中的核心思想。但他提出的这一修行方向并非要求修行者含糊地双修显密二教，而是有着明确的选择标准。他揭示的修行路径是：“心造法界帝网等观，口诵准提六字等咒。”

在显教方面，作者主张的修行次第是“初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海”，主要依据《华严经》与华严宗学说；在密教方面，他最为尊崇的是准提法。作者认为，实践显密双修原则的修行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久修者显密齐运”，即修行功底深厚者可以同时修习显密法门；另一类是“初习者先作显教普贤观已，方乃三密加持”，即初学者应当先修习华严普贤观法，打好显教基础之后，才能进入密法的修行阶段。

### （三）准提法仪轨的创新性编纂

这一点是作者这部书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之处。他所创编的准提法修持仪轨，历经近千年的历史传承，直至今日仍然有大量修行者依之修习。在唐代，金刚智所译的《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经》中附有念诵法；此外，不空译本之末也附有《念诵仪轨》；善无畏同样译有《七俱胝独部法》及《准提别法》。这些都是准提法或详或略的修持仪轨，构成了准提法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然而，《显密圆通》一书的修持法对这些译本并没有完全沿袭，甚至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例如，作者强化了净法界真言的功用，另增了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及大轮一字咒；在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出世间法的修习方面，也都有新的安排。很明显，作者在以唐译各本为准提法基础资料的同时，必定另外有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这些新的依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作者所处的佛教文化环境，其二是他个人的修持体验及心得。

关于第一点，可以从《大正藏》收录的另一部佛教文献《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窥见端倪。这部文献编纂于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由五台山大清凉寺沙门慧真等人编集，收录了三十余种咒语，并引经据典加以说明。其中所包含的净法界真言、文殊护身咒、六字大明咒、一字轮王咒（即大轮一字咒）、准提咒等，正是《显密圆通》所述准提法中的主要咒语。此外，《显密圆通》卷末所附“供佛利生仪”中使用的各种咒语，也大多收录在《密咒圆因往生集》中。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合理地推测，《显密圆通》中使用的若干与唐译准提法不同的咒语，可能是自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常用咒语现象，而作者正是这些咒语的修持者和弘扬者之一。

关于第二点，根据《显密圆通》卷末性嘉《后序》的记载，其师道[辰+殳]“博学则侔罗什之多闻，持明则具佛图之灵异”。这一评价将作者与以神异著称的佛图澄相提并论，足见其在真言修持方面的深厚功力。加上卷首陈觉序文中称其为“显密圆通法师”，更可证明其在密教修持上必定有令人称道的成就。而准提法正是其人修持最有成就的法门之一。

就这样，作者以唐代译本的准提仪轨为基础，结合当时的佛教文化背景与个人的深刻修持心得，最终融合创编成为《显密圆通》一书中独具特色的准提法仪轨。

## 五、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从《显密圆通》的书名及内容来看，作者的悲愿（或者说佛教文化使命）是十分明确的：他希望在庞大繁杂的显密佛教文献中，理出可供后人遵循的“心要”。他的“显密双修”理论则试图在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中，为后人指出一条既能简明扼要又不致流于低俗的修行途径。这样的佛教文化使命在中国佛教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值得今人深入探讨。

### （一）中国化的佛教新典范

佛教中国化的范例为数众多，禅宗的建立、忏仪的形成、戒律制度的转型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实例。然而，《显密圆通》一书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此前则几乎无人提及。笔者认为，该书所揭示的理论方向及所提倡的显密双修法门，是作者对十二世纪以前中国佛教的一次“抉择、综摄与再创造”。他在全面审视显密诸宗义理与实践体系之后，选择华严宗学与准提法作为显密二宗的心要，进而阐明理论、建立修行次第，最终创造出一个超越印度佛教既有体系的信仰模式。

在这一体系之中，“显密圆通”的思想方向，以及修持准提法时的不完全沿袭唐代译本的仪轨，充分展现了作者站在辽代中国佛教徒立场上进行的“文化再创造”。单就准提法的新编而言，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密教中国化”的重要象征。如果说唐代译本所传播的是“印度式的准提法”，那么《显密圆通》一书所提倡的准提法仪轨，就是“中国式的准提法”。

笔者认为，《显密圆通》一书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个新宗派的雏形。如果后继者能够将其发扬光大，一个名为“显密圆通宗”或“准提宗”的新宗派的建立，是完全有可能的。

### （二）准提信仰的持续推动者

准提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中一支重要的支流。虽然在北周时期，阇那崛多就已将准提咒译为汉语，唐代的玄奘也曾译出准提咒，但较为完整的修持仪轨则是在唐代开元三大士时期才真正传入中国。然而，准提法的普遍流传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实际上是在《显密圆通》一书问世之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延续至今的数百年间。

清初僧人澹归今是的《遍行堂集》中所收录的《准提阁记》一文，曾对当时准提法的流传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准提菩萨近百余年前稍知趋向，今则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竞爽。”文中提到的“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观音）竞爽”这一现象，充分展现了明末清初时期准提信仰的繁盛局面。此外，明末名僧天界觉浪在《佛母准提修忏仪序》中也指出：“至如诸佛菩萨充满刹尘，独有观音与准提之救世最为灵验。而法界中，亦无一人不知有观音与准提者……”这段文字更加印证了前述澹归今是所言不虚。

造成明清两代准提信仰盛行的原因固然有多种，然而最具关键性的因素当属《显密圆通》一书在世间广泛流传的影响力。在所有中国人著述的准提法修习典籍之中，《显密圆通》是问世最早的一部（此前所有相关著作均为来自印度的翻译本），而且只有《显密圆通》最早被收入《碛砂藏》，其后在历代所编的《南藏》、《北藏》与《龙藏》中，该书也被收录其中。这种受到历代大藏经编纂者高度重视的情形，是其他多种中国人所撰写的准提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自问世以来，这部著作历经九百余年，至今依然被广泛的修行者所使用，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0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