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与准提信仰：辽代佛教的抉择与创造

**作者：吉祥法师**

## 一、引言：一部改变准提信仰史的关键著作

《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收录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佛教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该书由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厄+殳]（亦作道[辰+殳]或道殿）所撰，其核心内容为对“准提法”的提倡与系统化编纂。这部著作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准提菩萨在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更使其信仰实践历经元、明、清诸朝代而绵延不绝，影响直至当代。在台湾地区，现今修习准提法的信徒中，仍有相当数量沿用该书所制定的仪轨。由此可见，《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在佛教史上具有不可轻忽的历史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作者驻锡的“五台山金河寺”，经考证，此“五台山”并非山西的五台山，而是位于河北蔚县的“小五台山”。这一地理位置的确认，为理解该书的产生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 二、作者与时代：辽代高僧的历史坐标

关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作者名称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多种说法，需加以辨析。

首先，关于作者法号。版本最为古老的《碛砂藏》记载为“道[厄+殳]”，其中“[厄+殳]”字在各类字典中均无法查证。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手稿采用草书或行书体书写“道[辰+殳]”，后世刻版时依样摹刻，形成了这一生僻字。而“道殿”的写法则明显为讹传。《大正藏》本写作“[厄+殳]”，当是仿照古版字形。综合判断，作者法号极可能为“道[辰+殳]”，但出于严谨，学界在引用时仍常保留原刻字形。

其次，关于成书年代。该书卷下末段跋语中明确出现“今居末法，得值天佑皇帝菩萨国王，率土之内流通二教”的记载。据《辽史·道宗本纪》所载，辽道宗于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十一月，被文武百官上尊号为“天祐皇帝”。“佑”与“祐”二字互通，因此“天佑皇帝”即辽道宗无疑。道宗在位至公元1101年，由此可推断《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撰写时间应在公元1056年至1101年之间。此外，该书卷首有辽代重臣“陈觉”所作序文，据《辽史》记载，陈觉曾任翰林学士等职，曾奉命出使宋朝吊祭宋英宗。这些史料相互印证，进一步确证了该书的创作时代为辽道宗时期。这一重要发现，主要归功于著名学者吕澄先生在其《契丹大藏经略考》一文中的考证，由此纠正了此前《大正藏勘同目录》中“应历八年（958年）”的错误记载。

关于作者的生平，综合卷首陈觉序文及卷末其弟子性嘉的《后序》，可勾勒出大体轮廓。道[辰+殳]（或道[厄+殳]），字法幢，俗姓杜，山西云中（今大同）人。他幼年即研习儒家与佛家学说，出家后持戒精严，深入钻研佛教经典。在显教方面，他精通华严宗学；在密教方面，则对准提等法门造诣颇深。因其力倡“显密兼修”的教法，陈觉在序文中尊称其为“显密圆通法师”。除本书外，未见其他著作传世。其弟子主要有性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各版本《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末均附有性嘉的《后序》。序文中“今我亲教和尚讳道[辰+殳]（[厄+殳]）之语”，表明撰写时其师仍然在世。然而，文末自“管主八缘幸”起的一段文字，实际上是元代高僧管主八的刻经题记，被后人误植于性嘉《后序》之中。管主八为元代著名僧官，曾任松江府僧录，一生致力于刊刻佛经，《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正是由其倡议并收录入元代补刊的《碛砂藏》，从而奠定了该书在后世大藏经中的重要地位。管主八生活的年代（约14世纪初）距离性嘉撰写《后序》已有二百余年，两者截然不同，这一细节需引起研究者注意。

## 三、内容架构：显密心要的系统阐述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分为上下两卷，共设四门，卷末附“供佛利生仪”，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 （一）显教心要：以华严为核心

在显教诸经典中，作者最为推崇《华严经》。他依据《华严经》提出了“初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海”的修持次第。具体而言，修行者首先要体认“无尽法界是自身心”，认识到自身本具与毗卢遮那佛等同的、如帝网般无尽无量的色心功德。这种对于内在真心的体认，即是对毗卢遮那法界的契入，是修习显教法门的心要。作者强调，若没有这种正见作为基础，即使历经多劫精进修行，也不过是徒劳无功，无法成就佛果。

在了悟自心本具无尽功德之后，修行者方可进修“普贤行海”。为此，作者提出了五种具体观法，即“诸法如梦幻观”、“真如实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以及“无障碍法界观”，作为显教修持的具体法门。这五种观法层层递进，为修行者提供了从认识到实践、从理论到体验的完整路径。

### （二）密教心要：准提法的系统化编纂

作者认为，显教与密教各有其圆满宗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圆教，是为“显圆”；而作者依据《神变疏钞》等密教典籍，判定陀罗尼教法亦是圆教，是为“密圆”。本节正是全书的核心所在，即作者精心创编的准提咒修持法。

该修法体系完整，包含多种真言与修法。首先，它涵盖了“净法界真言”、“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准提咒”以及“大轮一字咒”等核心密咒。其次，它详细阐述了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出世间等五种特殊修法，为不同根器、不同需求的修行者提供了相应的实践指南。这套仪轨既有明确的理论说明，又有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密教修法文献。

### （三）显密双辨：双修并进的圆融主张

在本节中，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心尚显密双修”的立场，并认为“双依显密二宗修者，上上根也”。为了论证这一主张的合理性，他引用了《华严经字轮仪轨》中的经文：“夫欲顿入一乘，修习毗卢遮那法身观者，应先发起普贤行愿。复以三密加持身心，则能悟入文殊师利大智慧海。”以此证明显密双修具有经典的依据。

除倡导演显密双修外，作者还详细阐述了密咒的十项功德。由于准提咒总摄诸部密法，这十项功德实际上也是对准提咒功德的归纳。这十门分别是：护持国王、安乐人民；除灭罪障、远离鬼神；除身心病、增长福慧；为诸佛母、教行本源；四众易修、金刚守护；令凡同佛、如来归命；具自他力、现成菩提；诸佛如来、尚乃求学。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准提法的理论内涵，也增强了其信仰吸引力。

### （四）庆遇述怀：简要的总结

这是一篇类似后序的短文，作者在此为全书作一小结，再次强调“华严一经最尊最妙”的显教主张，以及“准提一咒最灵最胜”的密教看法，首尾呼应，主题突出。

### （五）供佛利生仪：实用的仪轨附录

这部分是全书的附录，是作者为“上供三宝”所编纂的仪轨。其中包含了“普礼真言”、“净法界真言”、“变食真言”、“出生供养真言”、“甘露咒”等多种真言。然而，作者在文末特别说明：“上来供佛利生诸真言等，若不能都各诵持书写得，皆用准提真言亦得。”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准提咒的极度重视与普适性推广。

## 四、思想特色：辽代佛教的抉择与创新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篇幅虽仅有两卷，但作者的思想特色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尤其值得关注。

### （一）学理与修行的并重

“解行并重”本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原则，然而在佛教发展史上，二者往往难以均衡。有些宗派建构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却缺乏相应的实践次第；有些宗派整理出若干修持方法，却难以从学理上得到透彻的阐释。《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则力求在学理与修行之间取得平衡。在提出显密二教修持方法的同时，作者清晰地揭示了与之相关的华严义学理趣与密教基本原理。在一部篇幅有限的著作中，能够如此清晰、扼要地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理趣结合起来，是本书的一大优点。例如，唐代译出的准提法经典虽然对咒语修法及效用多有描述，但对密咒本身的深奥理趣却全未提及。若仅依据这些译本修持，修行者难以真正理解密教修持的基本学理。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恰好对此进行了颇具分量的补充与说明，弥补了这一缺憾。

### （二）提倡显密双修而有所抉择

“显密双修”是作者本人奉行的修持准则，也是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但作者并非简单提出一个含混的方向，而是给予明确的抉择。他所倡导的具体实践方式是：“心造法界帝网等观，口诵准提六字等咒。”即内心修持华严法界的帝网观，口诵准提咒及六字大明咒等密咒。

在显教方面，作者主张“初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海”，主要依据《华严经》及华严宗学。在密教方面，则最为尊崇准提法。对于实践显密双修的行者，作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久修者显密齐运”，即根基深厚者可以显密同时修持；另一类是“初习者先作显教普贤观已，方乃三密加持”，即初学者应先修习华严的普贤观法，奠定基础，然后再以三密加持身、口、意，修持密法。这种区别对待、循序渐进的主张体现了作者务实的教学智慧。

### （三）创编新仪轨：从印度式到中国式的转变

这是《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方面。作者并未完全沿用唐代译出的印度式准提修法仪轨，而是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与再创造。

据此，作者所创编的准提法修持仪轨具有鲜明的新特点。他强化了“净法界真言”的功用，并新增了“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及“大轮一字咒”等。在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出世间等五种特殊修法方面，也作出了与唐译诸本不同的安排。这种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其主要依据有二。第一，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佛教文化背景。成书于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其中收录的“净法界真言”、“文殊护身咒”、“六字大明咒”、“一字轮王咒”、“准提咒”等，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所述准提法中的主要咒语高度吻合。这提示我们，这些咒语很可能是在11至13世纪间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常用密咒，而作者正是这些咒语的修持者与弘扬者之一。第二，是作者个人的修持体验与心得体会。据其弟子性嘉《后序》所述，其师德行高尚，“博学则侔罗什之多闻，持明则具佛图之灵异”，在真言修持方面有甚深造诣和灵异事迹。加之陈觉序文称其为“显密圆通法师”，可见他在密教修持上必有为时人所公认的功力，而准提法则正是他最有成就的法门之一。

综上所述，作者以唐代译出的准提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北方的佛教文化环境与自身的修持心得，最终糅合创新，形成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独具特色的准提法修持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密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 五、历史意义：显密圆通的实践结晶

从书名与内容来看，《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承载着作者明确的佛教文化使命。他试图在浩如烟海的显密佛教文献中，梳理出可供后人遵循的“心要”，并以“显密双修”的理论，在“八万四千法门”中为修行者指明一条简明扼要而又不失深度的修行途径。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佛教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佛教中国化的案例不胜枚举，如禅宗的成立、忏仪的形成、戒律制度的转型等，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却鲜少被提及。笔者认为，该书所揭示的理论方向与所倡导的显密双修法门，是作者对12世纪以前中国佛教进行“抉择、综摄与再创造”的生动体现。他在纵览显密诸家义学与实践体系之后，将华严宗学与准提法分别选定为显密二宗的核心要义，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理论、建立修习次第，最终创造出一个超越印度原典的中国本土信仰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显密圆通”的思想方向，以及修持准提法不墨守成规地沿用唐译仪轨，都能清晰地看出作者立足于辽代中国佛教徒的立场，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再创造”。单就准提法的新编而言，它完全可以被视为“密教中国化”的象征。如果说唐译本所传承的是“印度式的准提法”，那么《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所提倡的准提法仪轨，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准提法”。作者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已经勾勒出一个新宗派的雏形。若后继者能将其发扬光大，一个名为“显密圆通宗”或“准提宗”的新宗派并非不可能成立。

### （二）准提信仰的强力推动者

准提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的一支重要支流。尽管准提咒早在北周时期便由阇那崛多译出，唐代玄奘也曾翻译，但较为完整的修持仪轨则是在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时期才传入中国。然而，准提法的普遍流传与广泛兴盛，当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问世之后，尤其是从明代直至当代的数百年间。

清初僧人澹归今是（今释）在《遍行堂集》的《准提阁记》中曾记载：“准提菩萨近百余年前稍知趋向，今则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竞爽。”其中“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观音）竞爽”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明末清初准提信仰的空前盛况。明末名僧天界觉浪在《佛母准提修忏仪序》中亦云：“至如诸佛菩萨充满刹尘，独有观音与准提之救世最为灵验。而法界中，亦无一人不知有观音与准提者。”这段文字有力地印证了前引澹归今之言的可靠性。

造成明清两代准提信仰盛行不衰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最具关键性的因素，无疑就是《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广泛流传。在所有中国人著述的准提法修习典籍中，该书的成书年代最早（此前皆来自印度的翻译本），而且也是最早被收录入大藏经（《碛砂藏》）的中国人自撰准提法典籍。此后，无论是明代的《南藏》、《北藏》，还是清代的《龙藏》，都将此书收录其中。这种备受重视的程度，是其他多种中国人所撰的准提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地位，使《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得以历经九百余年，至今仍被修行者所沿用。它的存在，使得准提信仰在后世得以绵延不绝，并对中国佛教的信仰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言，《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不仅是一部系统阐述“显密圆通”思想的著述，更是一部在具体实践中推动佛教中国化、提升准提信仰地位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凝聚了辽代高僧道[辰+殳]的智慧与悲愿，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密教史与准提信仰史时不可绕过的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