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斯坦贝克：美国文学巨匠的土地、人民与灵魂

作者：吉祥法师

## 一、引言：一位描绘美国灵魂的作家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以其对普通人民的深切同情、对环境与人类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美国社会不公的锐利批判而闻名于世。斯坦贝克的作品跨越了小说、戏剧、纪实文学、新闻写作等多个领域，其创作生涯贯穿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为动荡的时期——从大萧条到二战，再到冷战与民权运动。他的文字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风貌，更以其独特的生态整体观和非目的论思想，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视角。斯坦贝克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至今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被视为理解美国精神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本文将系统梳理约翰·斯坦贝克的人生轨迹、思想演变、文学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深入探讨其作品的核心主题、创作风格以及他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其生平与创作的全面解析，我们将看到一位始终与土地、人民和时代紧密相连的作家，如何用他的笔触描绘出美国灵魂的复杂图景。

## 二、早年岁月：加利福尼亚的滋养与反叛

### 2.1 萨利纳斯的童年与自然启蒙

约翰·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Salinas），一个位于富饶的萨利纳斯谷地的小镇。他的父亲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John Ernst Steinbeck）并不算成功人士，先后经营过面粉厂、饲料店，也曾担任蒙特雷县的财务官。他的母亲奥莉芙·汉密尔顿·斯坦贝克（Olive Hamilton Steinbeck）则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前教师。尽管家庭并不富裕，但斯坦贝克家族在仅有3000人的小镇中颇有声望，父母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作为孩子，斯坦贝克在被称为“国家沙拉碗”的萨利纳斯谷地成长，对周围环境形成了深刻的热爱。他不仅熟悉谷地中丰饶的田野和山丘，也亲近附近的太平洋海岸，其家庭常在夏季周末前往海边。在《伊甸之东》（East of Eden）的开篇中，斯坦贝克写道：“我记得我童年时给青草和秘密花朵起的名字。我记得蟾蜍可能生活的地方，以及鸟儿在夏天何时醒来——还有树木和季节的气味。”这种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和深厚情感，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核心源泉之一。

### 2.2 反叛的青春期与文学志向

斯坦贝克是个观察力敏锐、羞涩但有时调皮捣蛋的独子，与两位姐姐和一位备受宠爱的妹妹一起度过了大体快乐的童年。然而，循规蹈矩的萨利纳斯社会令这位不安分、富有想象力的少年感到束缚，他刻意与“萨利纳斯思维”划清界限。14岁时，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青少年时期常常在楼上卧室里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写作故事和诗歌。

1919年，为了取悦父母，他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习；但为了取悦自己，他仅选修感兴趣的课程：古典文学、英国文学、写作课程以及少量科学课程。英语俱乐部主席曾评价说，定期参加会议朗读自己作品的斯坦贝克“没有其他我能看出的兴趣或才能。他是一名作家，但他仅仅是而且完全是作家。”写作确实是他的激情所在，不仅贯穿斯坦福时期，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 2.3 辍学、流浪与早期工作经历

从1919年到1925年，斯坦贝克最终未获得学位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期间他断断续续地进出校园，有时在加州牧场上与移民和流浪工人密切合作。这些关系，加上他早期对弱者和无助者的同情，加深了他对工人、被剥夺权利者、孤独者和流离失所者的同理心——这种同理心成为他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离开斯坦福后，他短暂尝试过建筑工作和纽约市的报纸报道工作，但随后返回家乡以锤炼写作技艺。1920年代末，他在太浩湖（Lake Tahoe）一处庄园担任三年的看管人，期间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杯》（Cup of Gold，1929）的多个草稿，该小说讲述了海盗亨利·摩根的故事。也是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卡罗尔·亨宁（Carol Henning），一位圣何塞本地人。

## 三、1930年代：创作巅峰与社会批判

### 3.1 “加州小说”的诞生

1930年结婚后，斯坦贝克和卡罗尔免费搬进了斯坦贝克家族在太平洋格罗夫（Pacific Grove）的夏季别墅，卡罗尔负责寻找工作维持生计，斯坦贝克则继续写作。在1930年代这十年间，斯坦贝克创作了他大部分最优秀的加州小说：《天堂牧场》（The Pastures of Heaven，1932）、《致未知的神》（To a God Unknown，1933）、《长谷》（The Long Valley，1938）、《托蒂亚平地》（Tortilla Flat，1935）、《胜负未决》（In Dubious Battle，1936）、《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1937）和《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

《致未知的神》虽然写作时间早但出版较晚，讲述了族长约瑟夫·韦恩（Joseph Wayne）对土地的支配与痴迷。这部神秘而有力的小说证明了斯坦贝克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基本联系的意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坚持记日记（这是他终生保持的习惯）的年轻作家写道：“树木和肌肉发达的山脉就是世界——但不是与人分离的世界——而是世界与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和他的环境。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曾经被认为是可以分离的。”他的信念——人物必须在环境背景下被看待——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他的世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物种与环境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得到承认。

### 3.2 风格塑造与主题深化

到1933年，斯坦贝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领地；锤炼出更自然主义、远不似早期小说那般紧张的散文风格；并且找到了属于他的人民——不是受人尊敬、自满的萨利纳斯市民，而是处于体面社会边缘的人们。斯坦贝克的加州小说，从《致未知的神》到《伊甸之东》（1952），描绘了被其环境塑造的普通人梦想与挫败。

毫无疑问，他的生态整体观既源于早年在萨利纳斯山丘的漫游，也源于他与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弗兰德斯·里基茨（Edward Flanders Ricketts）长久而深厚的友谊。作为太平洋生物实验室的创始人——这个海洋实验室最终落户于蒙特雷的罐头厂街——埃德是一位潮间带生物的细心观察者：“我越来越依赖他的知识和他研究中的耐心，”斯坦贝克在朋友1948年去世后撰写并收录于《科尔特斯海日志》（The Log from the Sea of Cortez，1951）的《关于埃德·里基茨》一文中写道。

### 3.3 埃德·里基茨的影响：非目的论与“Doc”形象

埃德·里基茨对斯坦贝克的影响远超超然观察的共同点。埃德热爱格里高利圣歌和巴赫、斯宾格勒和克里希那穆提、惠特曼和李白。他的思想“没有界限”，斯坦贝克写道。此外，里基茨具有一种非凡的接纳品质：他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拥抱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品质被称为非目的论或“是”（is）思维，斯坦贝克在其1930年代的大部分小说中也采用了这种视角。他带着“超然的品质”写作，仅仅记录“是什么”。《人鼠之间》的暂定书名例如是“发生的事”（Something That Happened）——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此外，斯坦贝克在其大部分小说中都设置了一个“Doc”角色——一位智慧的观察者，体现了非目的论思想者的理想立场：《胜负未决》中的伯特·伯顿（Doc Burton）、《人鼠之间》中的斯利姆（Slim）、《愤怒的葡萄》中的凯西（Casy）、《伊甸之东》中的李（Lee），当然还有《罐头厂街》（Cannery Row，1945）及其续集《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1954）中“Doc”本人。他们都以宽广、真实和同情的眼光看待一切。

### 3.4 《胜负未决》与“劳工三部曲”

1935年，随着描写蒙特雷乡民故事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托蒂亚平地》的出版，斯坦贝克在卡罗尔的敦促下参加了附近卡梅尔（Carmel）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的几次会议。尽管他觉得该团体的狂热令人反感，但他像许多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被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所吸引。加州的农场工人正在受苦。他着手写一部“罢工破坏者的传记”，但在采访一位躲藏在附近海滨的受追捕的组织者后，他从传记转向小说，写出了20世纪初最好的罢工小说之一《胜负未决》。这部小说绝非党派之作，它以稳健的笔触剖析了罢工组织者的冷酷无情和贪婪土地所有者的掠夺成性。作者认为在组织者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中令人怀疑的不是谁会赢，而是被困在两者之间、被双方利益操纵的工人所承受的深远影响。

处于创作巅峰的斯坦贝克在描绘了这幅宏大画卷后，又用两本书完成了可以称之为“劳工三部曲”的作品。高度集中的《人鼠之间》是漫长“实验”系列中的第一批之一，“实验”是他常用来标识未来项目的词语。这部“戏剧性中篇”——同时作为中篇小说和戏剧剧本——是对流浪工人的研究，通过他们的梦想，他想代表对家的普遍渴望。这部文本以及1937年广受好评的百老汇戏剧（获得了1937-1938年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最佳戏剧奖）使斯坦贝克家喻户晓，确保了他的声誉，也为他带来了某些人的恶名。

## 四、《愤怒的葡萄》：巅峰之作与社会反响

### 4.1 创作背景与成就

他的下一部小说加剧了关于斯坦贝克粗粝主题、对被剥夺权利者毫不妥协的同情以及“粗俗”语言的公众辩论。《愤怒的葡萄》在1939年4月中旬预售出19804本；到5月初每周销售10000本；并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1940年）。这部关于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的作品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出版，捕捉了那个时代的焦虑以及这个国家遗留的强烈个人主义、远见卓识的繁荣和坚定的西进运动。

### 4.2 争论焦点与政治反响

与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部分源于纪实的热忱，部分源于他追溯神话和圣经模式的能力。尽管受到全国评论家对其广度和强度的赞扬，《愤怒的葡萄》也吸引了同样激烈的少数派意见。俄克拉荷马国会议员莱尔·博伦（Lyle Boren）称流浪的乔德一家的故事是“肮脏、撒谎、下流的手稿”。加州人声称这部小说是对该州丰饶的玷污，而愤怒的克恩县（Kern County）——其移民人口激增——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长期禁书。正义人士攻击书中的语言或粗俗姿态：爷爷与扣好裤子的拉链的挣扎，在某些人看来，不适合印刷。

### 4.3 作家的疲惫与转折

《愤怒的葡萄》成为了一场轰动事件。作者放弃了这一领域，精疲力尽：来自两年的研究旅行和对移民苦难的个人承诺、来自五个月冲刺完成最终版本的写作过程、来自与卡罗尔日益恶化的婚姻、以及来自某种未命名的身体疾病。他退回到埃德·里基茨和科学的世界，宣布他打算认真研究海洋生物学并计划一次前往科尔特斯海的采集之旅。

## 五、1940年代：战争、实验与个人动荡

### 5.1 《科尔特斯海日志》与战时写作

斯坦贝克和里基茨在1941年出版的《科尔特斯海》（Sea of Cortez）（1951年不含埃德·里基茨的物种目录再版时更名为《科尔特斯海日志》）讲述了那次探险的故事。但它做的远不止于此。斯坦贝克在1940年（同时正在墨西哥制作电影《被遗忘的村庄》）根据埃德的笔记撰写的日志部分，包含了他和埃德的哲学沉思、他的生态视角，以及对墨西哥农民、寄居蟹和“干巴巴”科学家的敏锐观察。如《纽约时报》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Lewis Gannett）所言，在《科尔特斯海》中，有“比斯坦贝克任何小说都更完整的‘整个人’约翰·斯坦贝克”：斯坦贝克作为生活的敏锐观察者、科学家、真理追寻者、历史学家和记者、作家。

斯坦贝克决心参与战争努力，先是从事爱国工作（《月落》，1942，一部关于被占领北欧国家的戏剧性中篇，以及《炸弹起飞》，1942，一幅轰炸机学员的肖像），然后以战地记者身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出国。在他的战地报道中，他写到了许多记者忽略的战争角落——英国轰炸机基地的生活、鲍勃·霍普的魅力、歌曲《莉莉·玛莲》、以及意大利海岸的牵制行动。这些专栏后来被收集在《曾有一次战争》（Once There Was a War，1958）中。

### 5.2 《罐头厂街》与文学实验

战后立即返回美国后，身心俱疲的斯坦贝克写下了关于他在罐头厂街日子的怀旧而生动的记述《罐头厂街》（1945年）。然而，在1945年，很少有评论家认识到这本书的核心隐喻——潮汐池——暗示了一种解读这部非目的论小说的方式，该小说考察了居住在蒙特雷罐头厂街的“标本”——这是斯坦贝克非常熟悉的街道。斯坦贝克经常感到被书评家和评论家误解，他们的讽刺刺痛了这位敏感的作家，并且这种感受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与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1947年战后旅行后所著的《俄国日记》（A Russian Journal，1948），在许多人心目中显得肤浅。评论家似乎要么固执地误解他的生物自然主义，要么期望他写出另一部像《愤怒的葡萄》那样尖锐的社会批判。

### 5.3 个人生活的波折

斯坦贝克在1940年代经历了职业和个人上的双重挫败。他于1943年与忠诚但反复无常的卡罗尔离婚。同年，他与第二任妻子格温多琳·康格（Gwyndolen Conger）东迁，格温是一位可爱而有才华的女性，比他年轻近二十岁，但最终她怨恨他日益增长的声望，并感觉自己的创造力——她是一名歌手——被压抑了。与格温，斯坦贝克有两个儿子汤姆和约翰，但婚姻在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开始破裂，于1948年以离婚告终。同年，埃德·里基茨的去世使斯坦贝克陷入麻木。只有专注于为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的电影《万岁萨帕塔！》（Viva Zapata!，1952）撰写关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生活的电影剧本，斯坦贝克才逐渐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

## 六、后期生涯：成熟、反思与遗产

### 6.1 《伊甸之东》：毕生之作

1949年，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伊莱恩·斯科特（Elaine Scott），并于1950年结婚，与她一起再次搬到纽约市，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940年代末的许多痛苦与和解在随后两部小说中得到了解决：他的第三部戏剧性中篇《灿烂之光》（Burning Bright，1950），一部大胆的实验性寓言，讲述一个男人接受妻子与另一个男人所生的孩子；以及他自1930年代初就一直在构思的自传性作品《伊甸之东》（1952年）。他在1948年初写信给画家兼作家博·贝斯考（Bo Beskow）时说：“这是我一生都在练习写的东西，”那时他刚开始研究一部关于他家乡谷地和他的人民的小说；三年后，当他完成手稿时，他再次写信给朋友：“这是‘那本书’……我一直等着写这本书。”

随着《万岁萨帕塔！》、《伊甸之东》、《灿烂之光》以及后来的《烦恼的冬天》（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1961），斯坦贝克的小说变得更少关注群体的行为——他在1930年代称之为“群体人”——而更多关注个人对自我和社区的道德责任。科学家的超然视角让位于某种温暖；他声称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用于评论和观察的无处不在的“自我角色”，不再是埃德·里基茨的模型，而是更多地基于约翰·斯坦贝克本人。

### 6.2 诺贝尔文学奖与晚年争议

斯坦贝克在196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亚瑟·米泽纳（Arthur Mizener）的评论文章“一个拥有1930年代道德愿景的作家配得上诺贝尔奖吗？”受到这次意外攻击的伤害，加上身体状况不佳、挫败和幻灭，约翰·斯坦贝克不再写小说。但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并未沉默。

他的最后一部出版作品《美国与美国人》（America and Americans，1966）重新审视了美国性格、土地、种族危机以及美国人民似乎正在崩溃的道德。在这些晚年岁月中，实际上从他1950年最终搬到纽约以来，许多人指责约翰·斯坦贝克日益保守。

### 6.3 终生的实验者：风格与主题的演变

斯坦贝克作品的风格与主题经历了持续的演变。他作为一个人，是内向的，同时又具有浪漫特质，冲动、健谈，热爱笑话、文字游戏和恶作剧。作为艺术家，他是文字和形式的不断实验者，评论家常常没有“看到”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声称他的书有“层次”，但许多人说他的象征手法笨拙。他热爱幽默和温暖，但有人说他滑入了感伤主义。他是一位环境作家。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古怪小发明、爵士乐、政治、哲学、历史和神话充满热情——这种范围来自一位有时被学界贴上“简单化”标签的作者。

## 七、文学遗产与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约翰·斯坦贝克仍然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受欢迎程度遍及全球，其创作范围令人印象深刻，其产出是惊人的：16部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四部电影剧本（《被遗忘的村庄》、《小红马》、《万岁萨帕塔！》、《救生艇》）、一批新闻散文——包括四个集子（《炸弹起飞》、《曾有一次战争》、《美国与美国人》、《收获吉普赛人》）——三部游记（《科尔特斯海日志》、《俄国日记》、《与查理同行》）、一部翻译和两部已出版的日记（更多尚未出版）。三部“戏剧性中篇”在百老汇上演：《人鼠之间》、《月落》和《灿烂之光》，还有音乐剧《管道之梦》。

无论他在小说或新闻散文中的“实验”是什么，他都以同理心、清晰度和洞察力写作：“世界上每一篇诚实的写作中，”他在1938年的日记中写道，“……都有一个基础主题。努力理解人，如果你理解彼此，你就会对彼此友善。深入了解一个人永远不会导致仇恨，而几乎总是导向爱。”

斯坦贝克的文学遗产不仅在于他描绘了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图景，更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态整体主义文学视角，将人类置于广阔的自然与社会网络之中。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普通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美国梦这一复杂概念的深刻反思。从萨利纳斯谷地的田野到蒙特雷的罐头厂街，从俄克拉荷马的沙尘暴到加州丰饶的葡萄园，斯坦贝克的文字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磨灭的风景。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不懈的实验精神，成为了真正描绘美国灵魂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