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光之城》：英雄叙事下的俄罗斯小镇困境

## 基本信息

- **导演**：德米特里·博戈柳博夫（Дмитрий БОГОЛЮБОВ）
- **编剧**：德米特里·博戈柳博夫、安娜·希绍娃（Анна ШИШОВА）
- **摄影**：德米特里·博戈柳博夫
- **制片人**：弗拉季斯拉夫·凯特科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КЕТКОВИЧ）
- **制作公司**：民族地理研究基金会、萨克森娱乐公司、超级市场电影公司
- **国家**：俄罗斯 / 捷克 / 德国
- **年份**：2019年
- **片长**：82分钟
- **类型**：纪录片
- **别名**：《县城E》（Уездный город Е.）/《英雄之城》（La Ville des héros）

## 影片概述

《荣光之城》是一部由俄罗斯纪录片导演德米特里·博戈柳博夫执导的82分钟纪录片，于2019年完成制作。影片聚焦于俄罗斯西部边缘的斯摩棱斯克州小镇叶利尼亚（Yelnya），通过跟踪拍摄两个当地家庭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深刻揭示了战争记忆如何在后代中传递、变形，并最终被政治宣传所利用的复杂过程。该片曾入选2019年莫斯科国际艺术纪录片电影节“阿特多克节”（Artdocfest）、2020年布拉格“同一个世界”国际人权电影节、2021年捷克伊赫拉瓦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以及2023年巴黎“另一种俄罗斯”俄罗斯电影节等多个重要影展，并在2019年获得俄罗斯国家纪录片奖“桂冠奖”提名。

## 核心主题：战争记忆的嬗变与政治工具的生成

### 历史背景：叶利尼亚的战略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叶利尼亚镇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1941年，德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迅速推进，叶利尼亚地区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在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的背景下，斯大林决定在该地区组织一次象征性的反攻，即著名的“叶利尼亚进攻战役”。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最终夺取了该镇，这次胜利被宣传机构渲染为“英雄主义的象征”，用以鼓舞全国军民士气。导演博戈柳博夫在影片中明确指出，这场胜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战略突破，不如说是政治宣传上的符号构建——它被刻意塑造成一种“精神的灯塔”，让在绝望中挣扎的苏联人民看到希望的曙光。

### 叙事主体：两个家庭的代际镜像

#### 少女玛莎：革命遗产的继承者

影片的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少女玛莎（Masha）。在影片拍摄期间，她正值青春期，却热衷于参加各种民族主义青年集会，高唱颂扬阵亡英雄的歌曲。玛莎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的政治思考，而是被学校、青年组织及家庭氛围所塑造的结果。她生活中的“英雄叙事”成为填补小镇空虚日常的一种精神寄托——当现实生活缺乏希望时，对历史的缅怀便成为情感出口。导演以冷静的镜头记录下玛莎在集会中的神情变化：从最初的懵懂跟随，到逐渐内化这套话语，她的成长轨迹折射出俄罗斯青少年在政治教育体系下的思想塑造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博戈柳博夫并未将玛莎简单塑造为“被洗脑的受害者”，而是展示了她在参与过程中获得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影片最为深刻的洞察所在。

#### 老人谢尔盖：骸骨挖掘者与隐秘反叛者

与玛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迈的谢尔盖（Sergei）。他花费大量时间在叶利尼亚周边的战壕和沼泽中挖掘战争遗骸，试图为那些未被正式纪念的牺牲者找回身份与尊严。谢尔盖的行为本身构成一种沉默的对抗——他不满足于官方叙事中的“英雄集体主义”，而是执着于还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痕迹。更为关键的是，谢尔盖私下里渴望俄罗斯现状的改变，他对当前的政治宣传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记忆被工具化利用了。通过谢尔盖的视角，影片揭示了战争记忆在民间的另一重面貌：不是宏大的英雄史诗，而是切肤的伤痕与不灭的反抗意识。

### 核心批判：创伤的代际传递与仇恨的政治转向

#### 战争创伤的持久性

《荣光之城》最核心的论点在于：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反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渗透进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心理结构。影片通过对两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细腻记录，展示了这种创伤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老一辈人经历或听闻的苦难，成为一种情感遗产，影响年轻一代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框架。导演巧妙地将镜头对准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家庭聚会中的沉默、学校墙壁上的宣传画、广场上矗立的纪念碑，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幅“记忆的社会地形图”。

#### 政治话语的重新编码

影片揭示了一个更为令人不安的演变过程：原本针对纳粹德国的“反法西斯”记忆，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语境中，被逐渐重新编码为针对西方的“反法西斯主义”修辞。加入北约东扩背景，政治宣传将“法西斯”这一历史符号移植到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及欧盟——头上，从而为政权合法性、军事行动及社会动员提供话语支持。影片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修辞转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玛莎参加的集会中，演说者将当代国际局势与二战历史类比，暗示俄罗斯需要再次“保卫文明”；谢尔盖挖掘出的德军头盔与当代西方政客的影像资料并置，形成强烈的视觉隐喻。

## 视听语言与作者风格

### 克制而有力的镜头呈现

作为一位纪录片导演兼摄影师，博戈柳博夫采用的摄像手法具有极强的观察性。他避免了传统纪录片的解说词“上帝之声”（voice-of-God）模式，大量使用手持摄影、长镜头与自然光，创造出一种“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的质感。这种美学选择不仅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更使观众能够自主地从画面上得出结论。小镇的荒凉景观——空旷的街道、破败的建筑、萧瑟的森林——被导演以极具诗意的构图记录下来，为影片奠定了压抑而沉思的基调。

### 时间结构的三重维度

影片的时间结构呈现出一种精巧的复合性：一方面，影片以三年的拍摄时间为“基线”，记录了两个家庭的具体生活变化（玛莎的成长、谢尔盖的衰老）；另一方面，影片通过挖掘与纪念活动将叙事延伸到二战历史；同时，导演又通过日常对话与媒体报道，将当代政治局势引入叙事。三个时间维度的交叉剪辑，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家庭纪录片范畴，成为一部关于记忆政治与意识形态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 争议与接受：流亡导演的政治处境

### 导演的个人抉择与影片的接受史

德米特里·博戈柳博夫在影片完成后的经历，为《荣光之城》增添了额外的政治注脚。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这位公开批评普京政权的纪录片导演选择离开俄罗斯，流亡至以色列。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影片的核心论点：在当代俄罗斯，对历史叙事的质疑与对现行政治的批判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艺术家面临的选择空间急剧压缩。

影片在俄罗斯国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如阿特多克电影节的入选），但在更广泛的主流媒体环境中并未获得大规模放映。相比之下，它在欧洲电影节巡回中获得了较多关注：在捷克伊赫拉瓦纪录片电影节和布拉格“同一个世界”人权电影节上的放映，使国际观众得以接触这部作品。影片的中文译名《荣光之城》与原名《县城E》之间的张力，也暗示了其核心主题的多义性——“荣光”是官方叙事中的标签，“县城”则是现实生活的全部。

## 影片的深层意义与延伸思考

### 记忆的政治学：从个体经验到集体建构

《荣光之城》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揭示的俄罗斯社会问题，更在于它对“记忆政治”这一普遍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影片展现了记忆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总是被特定权力结构所塑造、筛选和利用。在叶利尼亚，战争记忆被国家机器、教育系统、青年组织及媒体共同构建为一个“英雄叙事”，这一叙事既是凝聚认同的资源，也是控制思想的工具。谢尔盖的骸骨挖掘行为，实际上是对这种宏大叙事的微观抵抗——他试图在官方纪念碑之外，寻找被遗忘的个体生命痕迹。

### 从历史创伤到群体对立：一个危险的转化

影片中最令人深思的部分，或许是它对“创伤如何转化为仇恨”这一机制的展现。在叶利尼亚，原本针对特定历史敌人的“反法西斯”记忆，逐渐演变为对西方世界的普遍敌意。这一转化过程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政治宣传的持续推动——通过将当代国际冲突类比为二战历史、通过在学校和媒体中反复强调“外部威胁”、通过对不同意见的系统性压制，普通民众的生存焦虑被导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影片中的叶利尼亚居民，包括玛莎和谢尔盖，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裹挟进这一话语体系——即使是试图保持距离的谢尔盖，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一话语的引力场。

## 结语

《荣光之城》是一部安静却充满力量的纪录片。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冲突，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却通过耐心的观察和细密的叙事，呈现了一幅关于当代俄罗斯小镇生活的诚实画卷。影片最深层的价值在于其超越了简单的“反极权”或“揭露真相”的框架，而是直面了历史记忆如何被政治利用、普通人在宏大叙事中的困境与选择，以及沉默忍受与批判性反思之间那条微妙的边界。在叶利尼亚没有戏剧性事件发生的日常中，博戈柳博夫捕捉到了比戏剧更深刻的政治现实——当英雄叙事成为唯一的精神食粮，当历史伤痕被转化为现实仇恨，一个人的选择空间便只剩下顺从的反抗或顺从的忍受。

**作者：吉祥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