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易斯安那州诉沙利文·沃尔特案（2025）：事实无罪证明标准的司法审查

**作者：吉祥法师**

## 一、案件背景与法律争议

2025年8月29日，路易斯安那州上诉法院第四巡回庭就“路易斯安那州诉沙利文·沃尔特案”（案号2024-KA-0420）作出裁决。本案的核心争议围绕沃尔特依据《路易斯安那州错误定罪赔偿法》（La. R.S. 15:572.8，以下简称“LWCC”）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应当获得支持。该法条规定，申请人欲获得错误定罪赔偿，须同时满足两项要件：其一，申请人的定罪已被推翻或撤销；其二，申请人须以清晰且有说服力的科学或非科学证据证明其对所定罪之罪行事实无罪。本案中，沃尔特的定罪已于2022年8月经由地区法院批准联合动议予以撤销，因此唯一争议焦点集中于第二项要件——事实无罪的证明。

根据LWCC的法定定义，事实无罪是指“申请人未实施其被定罪并监禁所依据的罪行，亦未实施基于原定罪所用同一事实基础的任何其他罪行”。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在“琼斯诉州案”（Jones v. State, 362 So.3d 341, 344 (La. 2023)）中，将申请人证明事实无罪的举证标准界定为“高度可能或远大于不可能”——即申请人未实施被定罪罪行或基于同一事实基础的其他罪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错误定罪赔偿的民事诉讼中，申请人并不享有刑事程序中的无罪推定利益，而是承担主动举证证明自身事实无罪的义务。

## 二、沃尔特的核心论证：三段论逻辑

沃尔特主张其已满足事实无罪的证明标准，其论证可概括为以下逻辑三段论：第一，血清学检测结果确立犯罪实施者为非分泌者（non-secretor）；第二，沃尔特本人是分泌者（secretor）；第三，因此沃尔特被排除为犯罪实施者。这一论证逻辑贯穿于沃尔特在此前多轮上诉中的核心主张。

该三段论的正确性完全系于第一前提的成立——即血清学检测是否确实确立了犯罪实施者为非分泌者。然而，上诉法院在“沃尔特二案”（State v. Walter, 675 So.2d 831 (La. App. 4 Cir. 1996)）和“沃尔特三案”（State v. Walter, 698 So.2d 439 (La. App. 4 Cir. 1997)）中，基于刑事技术专家奥尼尔（O'Neal）的证词，均认定第一前提未能成立。奥尼尔明确表示，血清学检测结果对于犯罪实施者的分泌者状态而言并不具有确定性。

在沃尔特二案中，法院指出：“在新审判动议听证会上，奥尼尔警官的证词集中于分泌者检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在被告审判中，未有任何证词表明检测结果已明确认定犯罪实施者为非分泌者。”法院进一步考虑到受害者对沃尔特的指认，认为初审法院驳回新审判动议并未构成裁量权滥用。沃尔特三案中，法院详细记录了奥尼尔的证词内容：他承认早前对受害者短裤上精液斑痕的检测未显示分泌者活性，但强调该报告并未得出结论认定斑痕提供者为非分泌者，非分泌者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奥尼尔还列举了无法检测到血型物质的多种可能原因，包括检测区域面积不足、精液与阴道分泌物混合导致稀释、或取样部位偏离原始斑痕范围等。据此，法院再次确认驳回沃尔特的新审判动议并无不当。

## 三、新证据的审查：联合动议与专家意见

在LWCC赔偿程序中，沃尔特提出了两项此前未曾提交的新证据：一是2022年8月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与“新奥尔良无罪项目”（Innocence Project New Orleans）共同提交的联合动议；二是其新聘DNA专家艾伦·基尔（Alan Keel）出具的专家意见。法院对这两项新证据均进行了严格审查，并认定它们不足以支持沃尔特的事实无罪主张。

关于联合动议，其中载明地区检察官同意沃尔特已满足La. C. Cr. P. art. 926.2(B)项下的事实无罪举证责任，理由是在这起强奸案中，存在可靠的排除性血清学结果——分别来自阴道拭子和受害者案发后立即穿着的短裤，且两者均检测到犯罪实施者的精液并观察到精子。在联合动议听证会上，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指控奥尼尔在1988年新审判动议听证会上“篡改”证词。该代表声称，沃尔特在审判后接受了血型检测，确认其为分泌者；州方在得知此信息后，并未重新检测验证原始检测的准确性，也未承认陪审团应当知悉沃尔特为B型分泌者的事实，反而要求其刑事技术专家出庭“篡改”证词。

然而，法院指出，地区检察官在联合动议中的让步对LWCC赔偿程序不具有预决效力。沃尔特的事实无罪从未在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实际审理，而是由地区检察官与沃尔特在联合动议中共同承认的。正如多数意见所正确指出的，沃尔特对联合动议的依赖在法律上是错误的。

关于基尔的专家意见，法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2021年，无罪项目聘请基尔作为沃尔特的专家证人，要求其分析奥尼尔在1986年至1988年间进行的血清学检测结果及相关证词。基尔未在本案中开展任何新的科学检测。在LWCC听证会上，基尔作证称——在接受奥尼尔和丹尼尔斯（Daniels）血清学检测准确性的前提下——从科学角度而言，作为分泌者的沃尔特不可能是指纹证据所发现的精液的来源。基尔解释称，分泌者与非分泌者的分类互不兼容，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分泌者又是非分泌者。

## 四、专家证词的薄弱环节

法院对基尔证词的核心质疑在于其自认的局限性。基尔在听证会上承认，缺乏记录文件支持本案检测证据已确凿认定犯罪实施者为非分泌者的结论。他在报告中写道：“根据奥尼尔未公开的1986年8月12日补充报告，他相信被告为非分泌者，因此被告不能被排除为精液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为何未就被告的分泌者状态向奥尼尔进行证词询问。”基尔在报告脚注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我所审查的文件与奥尼尔的信念一致，但不足以确立该信念的正确性。确定能否可靠地从混合了其他体液的分泌者精液来源中检测到血型物质的适当方法，是对精液浓度进行定量测量。没有记录表明新奥尔良警察局在本案或任何其他案件中采用了此类定量测量方法。”

在LWCC听证会上，当州方就脚注九质询基尔时，他同意自己是在“主张尽管奥尼尔相信犯罪现场样本来自非分泌者，但相关文件和信息实际上不足以得出该结论”。基尔承认“我所掌握的信息不足，就科学层面而言是不足的”。他还同意，在通常情况下，“血型抗原的缺失可能导向个体为非分泌者的可能性，但这仅是一种可能性”，且“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无法辨别血型的原因”。基尔实质上同意了奥尼尔在1988年新审判动议听证会上的证词内容。

基尔唯一的不同意见在于，他认为应给予奥尼尔的审判证词比其后来的新审判动议证词更多权重，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是奥尼尔为其审判证词开脱的尝试。然而，基尔并未明确主张奥尼尔的信念在科学上具有结论性。法院由此认定，基尔对证词和血清学报告的重新解释不足以支持事实无罪的认定。

## 五、先例参照与事实认定

法院还援引了“凯奇诉芝加哥市案”（Cage v. City of Chicago, 979 F.Supp.2d 787 (N.D. Ill. 2013)）作为重要参照。在该案中，联邦法院认定基尔不能就另一位法证科学家是否在先前案件中提供了误导性审判证词发表意见。联邦法院指出，要可靠地判断另一位法证科学家的审判证词是否虚假、误导或错误，基尔不仅须理解该科学家结论的科学基础，还须理解法律体系施加的程序性和证据性限制。联邦法院进一步观察到，“在审判中作证的法证科学家只能回答被问及的问题”。

这一观察与本案高度相关。在沃尔特二案和沃尔特三案中，法院均注意到奥尼尔在审判中并未被问及他的检测是否对犯罪实施者的分泌者状态具有结论性。沃尔特三案明确记载：“在被告审判中，未从奥尼尔处获得任何证词表明检测结果已确凿认定犯罪实施者为非分泌者。”基尔自己在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指出从记录证据来看，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实施者的分泌者状态未确定。

法院由此认定，记录不支持沃尔特在科学上被排除为犯罪实施者的结论。沃尔特未能满足以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事实无罪的法定要求。法院还引用了沃尔特三案中的判断：“分泌者检测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受害者的指认证词不受影响。”

## 六、受害者指认的持续效力

本案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受害者L.S.始终未撤回其对沃尔特作为犯罪实施者的明确指认，且现已去世。法院援引了琼斯案和亚历山大案（State v. Alexander, 367 So.3d 867 (La. App. 5 Cir. 2023)）中的异议意见所提出的关键疑问：“当受害者对犯罪实施者仍有明确指认时，事实无罪的主张何以能够成立？”

法院强调，LWCC的立法意图并非在所有获得定罪后救济的案件中都自动授予赔偿。正如“威廉姆斯案”（In re Williams, 984 So.2d 789 (La. App. 1 Cir. 2008)）所指出的，事实无罪要件的纳入反映了立法机关有意限制赔偿范围。LWCC要求申请人以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事实无罪，这一高标准体现了对刑事司法系统终局性的尊重，以及对防止错误赔偿的审慎考量。

## 七、结论：证据不足与司法异议

综合以上分析，主审法官得出结论认为，初审法院在认定沃尔特已以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其对所定罪罪行事实无罪这一点上，构成了明显错误。奥尼尔在1988年新审判动议听证会上关于检测结果不确定性的证词，与基尔承认缺乏结论性科学依据的专家意见相互印证，均未能排除犯罪实施者可能是分泌者的合理可能性。沃尔特的论证依赖于对不完整检测记录的特定解读，而非具有排他性的科学证据。

因此，持异议意见的法官认为应当推翻初审法院的LWCC赔偿裁定。这一结论并非否定沃尔特定罪被撤销的正当性——联合动议所依据的La. C. Cr. P. art. 926.2程序确实提供了定罪后救济的独立路径——而是强调LWCC赔偿程序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立法机关在定罪后救济与错误定罪赔偿之间所划定的界线：前者关注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后者则要求对事实无罪的确凿证明。正如本案所展示的，即便定罪已被撤销，赔偿请求仍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这体现了法律对公共财政审慎使用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考量。